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61年5月的南极，天还没完全黑，但风已经开始变了。

气压低得吓人，队员们说话都得提高嗓门。

那天下午，科考站里突然安静下来。

医生罗戈佐夫脸色发白，手捂着右下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最先发现不对劲的是一名通信员。

他正准备去食堂拿晚饭，一进门就看见罗戈佐夫靠在墙边，满头冷汗，嘴唇发青，呼吸急促。

他赶紧叫来其他队员。

有人说是不是吃坏了肚子，有人开始翻药箱。

可罗戈佐夫自己很快就判断出问题的严重性——是阑尾炎。

而且是急性的，情况很危险。

这可不是普通的腹痛。

那时候，科考站刚刚建成，离最近的苏联基地有几百公里，最近的能起飞的机场也在1000公里外。

更别说天气，风雪一来，飞机根本飞不了。

更麻烦的是，他是全队唯一的医生。

没人能帮他动这个手术。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罗戈佐夫那年才27岁，列宁格勒医学院毕业，已经有4年的临床经验。

他不是那种书卷气很重的科学家，性格非常实在。

在队里，谁哪儿不舒服都是找他。

他平时说话不多，但办事特别利落。

大家都觉得他是个靠得住的人。

可现在，这个靠得住的人自己倒下了。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疼得几乎动不了。

他知道，不能等。

拖下去，阑尾穿孔就是腹膜炎，撑不过三天。

他跟队长说：“我来动手术。

我自己来。”

没人敢相信。

他们以为他是说着吓唬人。

可他是认真的。

第二天一早，气象室被清空，临时改成手术室。

几张桌子拼在一起，铺上白布。

灯是工程师装的，工具是罗戈佐夫自己选的。

他让一名工程师负责照明，另一名气象员递工具。

他自己打好局部麻醉，拿起了手术刀。

手术从晚上8点20分开始。

那时候，气温零下25度，风速接近每小时60公里。

室外根本无法站人，室内靠柴油炉加热，勉强维持在10度左右。

他拿着镜子照着腹部，先标好位置，然后一刀下去。

第一刀还算顺利，但很快就出问题。

因为姿势问题，他看不清楚切口，只能靠摸——就像在黑暗中寻找一根线。

中途他犯了一个小错，误伤了盲肠。

当时他停了十几秒，喘了口气，重新调整了角度。

“别慌，继续。”他轻声说了一句，旁边的队员听见了，都没吭声。

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后，他终于把阑尾取出来了。

发炎已经非常严重，差一点就穿孔。

手术结束前，他还不忘检查有没有遗漏什么器械。

手术结束后，他自己缝合了切口，然后打了一针抗生素。

第二天早晨，他体温恢复正常，第三天能下地走路。

一周后拆线，没出现任何并发症。

说起来轻松，但那45分钟，谁在现场谁知道什么叫“九死一生”。

这件事最早是由苏联科学院内部通报的，后来《苏维埃俄罗斯报》做了报道。

再后来，被刊登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关注。

那时候，很多国家的极地科考队都把这次手术当成了极端情况下自救的范例。

可这事儿真正让人佩服的，不是他“自己给自己做手术”这件事本身，而是他的训练、判断力、心理素质，还有那种不动摇的责任感。

这不是第一次他面对极端困境。

上大学那会儿，他就爱跑野外。

有一次在西伯利亚山林里摔断了脚，他自己用木棍和布包扎，拄着树枝走了五公里回到营地。

别人问他：“你怕不怕？”他说：“怕，但你得先活下去。”

他小时候的事，更值得一提。

他出生在苏联东西伯利亚的一个小村子，家里孩子多，生活很苦。

有一年冬天，他妹妹得了重病，村子里没有医生，他眼睁睁看着妹妹去世。

那时候他才十岁。

后来他对同学说：“我就想以后学医，不想再看着人死却什么都做不了。”

1962年回国后，他没有去做官，也没有写书。

他回到列宁格勒，继续给病人看病，后来还成了医学院的副教授。

再往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没提过这段经历。

1995年，俄罗斯医学史档案馆整理老资料时，有人问他：“你觉得那次手术最难的是什么？”他想了一下，说：“不是技术，是你得下那个决定。”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奇迹”。

参考资料：

Леонид Рогозов，《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и дневник антаркт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藏，1962年。

B. A. Popov，《Surgery at the End of the Earth》，《British Medical Journal》，Vol. 287， 1983.

V. A. Lebedev，《Soviet Antarctic Expeditions 1955–1980》，Mir Publishers，1985年。

Rudolf Konig，《Antarctica： A History in 100 Objects》，Allen & Unwin，2016年。